世鳌简介　　 

　　世鳌（Serviced
Office），即服务式办公室，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美国，，也被直接被称为商务中心（Business
Centre）。这种“以服务性为主”的全新办公出租方式，为客户提供尽可能完整的办公体系，除了办公地点、办公家具、用品、设备等硬件外，还涵盖了人员与之相匹配，包括秘书、翻译、会计、接待等，是一种集商务中心、行政、酒店于一体的办公模式，这种办公模式对我国传统办公模式的颠覆和创新将是革命性的。　　 

　　世鳌商务中心将国际最先进的商务服务办公理念引入国内，融合中国本土文化特色，以务实、高效、和谐的精神推动中国企业的商务办公环境及效率的提升，满足在华的各类国内外企业以及分支机构对办公室的灵活性、成本效益及生产力的需求。　　 

　　在过去一年里，世鳌服务于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三百家企业，达到96%的客户满意度足以证明世鳌商务中心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更高价值。

族群素描

　　他或她都是大学毕业不久，在北京、广州、武汉等大中城市讨生活，因廉价房租而选择居住在城乡接合部，大部分时候还要和别人合租。他们有如蚂蚁般“高智、弱小、勤奋、群居”；虽都接受过高等教育，但收入却并不高；虽然生活忙碌、爱情飘忽，但对未来的憧憬却一直不曾放弃。这一族群虽人数超百万，但多年来却不被人关注，最近才因一个调查走入公众视线。

　　▲2009年11月23日早高峰时段，北京唐家岭，公交乘务员用力把赶着上班的年轻人往车上推。　CFP供图

　　2009年12月26日，北京唐家岭村。公交站牌上贴满招租广告。本报记者　孙涛　实习生　刘阳　摄

　　每天清早出门，入夜才回，与村里人没多少联系……除了房子和水票。

———租住在北京唐家岭村的“蚁族”之一刘成良这样总结“蚁族”日常生活

　　逾百万大学毕业生，因低收入而如蚂蚁般群居在北京、广州等大城市边缘的村落，虽忙碌而清贫，但为明天打拼的梦想不灭。

唐家岭的一天

　　清晨起雾了，唐家岭听不到一声鸡叫，倒是哐哐啷啷的公交车叫醒了这个村庄。7点后，巷口不断拥出一群群脚步匆匆的年轻人。破旧的公交车准时进村，一停下立马陷入人群包围，站在门口的售票员一边用力将人往车门里塞，一边高声嚷着“再挤挤，再挤挤。”

　　同时，出村公路上，那些没挤上公交的人，有的三五成群地步行上班，还有一些则骑着自行车直往村外冲刺。

　　唐家岭的一天开始了，这个村庄的住民奔向了主城，为着衣食，为了理想。他们不是农民工，而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。

　　2008年初，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着手对这一特殊人群进行研究。一年后，廉思和他的调查小组拿出了一份厚厚的调研报告。他们将栖居在北京唐家岭、小月河、马连洼等地的低收入大学生群体，称之为“蚁族”。其实，目前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西安、武汉等其他几个高校云集的大城市，也都同样存在大量“蚁族”，主要分布在城乡接合部，大多从事销售、文员、电脑编程、保险营销等工作，全国“蚁族”总规模则预计在百万以上。

　　“要是半小时之内的路程，我通常都不坐车，走着去”，来自湖北的刘成良没出门，窝在303公寓专心誊改他的创业计划。他与村里人基本上没什么联系，“除了房租和水票”。据唐家岭村统计，该村村民只有3000多人，而前来租房的大学生却多达4万—5万人。

　　上午9点过后，唐家岭又暂时恢复几分北方村落的面貌。有狗从正街破烂的街面上不紧不慢地跑过，一个骑自行车的小贩响着铃铛慢慢驶过。偶尔透过街角还没正式开张的餐馆窗户，有时可以看到三两个迟起的年青人，衣着整洁干净地从窗下走过。休息时，这些年青人最常去的地方是网吧。

　　晚上7点后，当晚是平安夜，唐家岭街头魔法似摆出了好多盛装的水果摊。下班的年青人开始返村，不少人停在水果摊前饶有兴致地挑选苹果，小贩们吆喝得更起劲了。

　　已近22时，刘成良搭上一辆公交，打算连夜给女朋友送一个苹果去，“平安夜一定要吃苹果，并许一个愿，会很灵的”。

寻梦唐家岭

　　从北京北四环向北，坐公交要倒两趟车，花上一个多小时，就可以到达唐家岭———这个北京五环以外、与昌平接壤的小村落。

　　“我刚来的时候，既庆幸又担心，庆幸在北京还能找到这么便宜的房住，担心的则是环境确实太差了”，刘成良前年10月来到北京，曾在酒吧歌舞厅做过活动策划。

　　唐家岭到处是村民自建的“握手楼”。楼高一般2层—5层，站在楼内走廊，很容易看到对面楼里的光景。村里八九成的租客，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，村民将房屋隔成10平方米—15平方米的单间，根据不同的厨卫配置，每间每月收取300元—800元的房租；有的干脆建得像大学宿舍，设有公共的洗衣间和卫生间。

　　北漂几年后，刘成良和高中同学阿峰取得联系。阿峰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，在广州一家公司做事，由于不堪忍受公司内部复杂的办公室政治想辞职。刘成良于是劝阿峰来北京，“我当时住在三环以内的地下室，就介绍他来了唐家岭。”初到唐家岭，阿峰挺失落的，一切又得从头开始。

　　奥运前，刘成良被国家工商总局招去做了安保人员，朝九晚五，包吃包住，除了每月工资1200元稍有遗憾外，工作也不繁重。后来，他的工作调整为专门负责信访接待安保。今年7月，他又辞了工。

　　那时，阿峰已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月薪涨到了3000元—4000元，在女朋友的要求下，阿峰搬离了唐家岭，但已提前交付一年房租，房东不肯退，于是刘成良接下了这个15平方米的单间。他说，现在就算闭着眼睛，也能摸清在外人看来迷宫般曲折幽深的胡同。

　　刘成良很快在上地中关村一带的一家小公司找了份策划的活。工资不高，平均1200元/月，“跟刚毕业的大学生差不多”，据他自己打听，住在这里的大学生，60%—70%都是月工资1200元—1500元，干的也多是销售、电脑编程、软件测试、文员或者电脑推销员等活。

同室兄弟

　　两三个月后，刘成良因种种原因再次失业。每月加上水、电、暖气等共800多元的房租，让他感到吃力。一个下午，刘成良到村里网吧发了一则求合租的信息。

　　10月的一天，有个电话打进来，问他是否找人合租，刘成良同意让对方过来看看。没几天，戴着厚厚眼镜的荣忠辉，背着更简单的行李，敲开了这间公寓的门。

　　23岁的荣忠辉，黑龙江铁力人，2005年，他考上黑龙江石油大学。大学毕业，全班30多个同学，1/3有关系或成绩特别好的人顺利签约，成绩中下等的则基本都没戏。荣忠辉自己也去参加过两三次毕业前招聘会，人山人海，等挤过去，人家早就说不要。毕业离校时，班长帮他在派遣证上随便填了个当地国企，他就算“正式签约生”了。

　　7月底，荣忠辉和一个同学结伴来到北京应聘，第一次差点受骗。其后又找到过两份工，都是月薪1500元左右的工作，都是在上地中关村一带做销售，要么卖芯片，要么推销电脑硬件，但都干不长，最长一次是干了两个月。

　　“被子是隔壁女孩送的，枕头也是，褥子是我花40块钱买的，”宅在公寓休息调整的荣忠辉，指着床上的全部家当有些发愁：北京骤然降温。临近过年，出去找工作看来也不是一个好时机。除了看小说，游戏仍是他的最爱。村里共有四五家网吧，家家生意好得不行。

　　合租显然让两人都轻松不少。在唐家岭合租非常普遍，男女合租也比较常见，甚至还有出租床位的。“最挤的一间，我曾见过两对情侣合租”，荣忠辉比画，“那个单间比我们的还小”。

理想和现实

　　12月23日下午，一身穿黑夹克的男人站在巷口海侃：“我就一农民，可我这里住的全是大学生，有几个搞电脑编程的，月收入还过万呢。”这是村里一位有着两层楼的房东。另一房东则小声叮嘱租客：“水费、垃圾费加起来一月10块，不算在房租内，能避开联防队(你)也可以不交”。

　　要想避开这一俗称“水票”的费用基本不可能。“每个月总有几天，联防队突然就两头夹击，一队在街口守着，一队在村内各巷道巡视，见一个拦一个，拿不出当月交钱的凭证，就得重新买，”凡被拦上了，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交钱，以前为这个也曾发生过打人事件。

　　刘成良歇下手里的活，自己动手做晚饭，同时给女友发了条短信。在一张矮桌上，刘成良熟练地切着萝卜丝，没有锅，他用一个电饭煲来炒菜，用筷子作锅铲。“我喜欢北京的文化氛围，这里很包容，发展机会多。”

　　他有一个创业计划。“就是想办一个网络超市，不卖实物，只充分发掘、展示人最有价值的部分，比如写信就是一个单独栏目，里边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信件，还有旅游、见闻、甚至炒菜、读书等等栏目。”眼下，他最希望寻找到的投资方，在他心目中，一个是柳传志，一个是马云。

　　比大多数唐家岭租客幸运的是，刘成良曾有过两任女友，目前正与第三任女朋友谈恋爱。生活不定，爱情也飘忽。去年他与第二任女友分手后，忽然发现自己怎么也不会笑了。

　　今年5月的一天，他在脖子上给自己挂了个大大的纸牌，上写“请保持微笑”几个大字，然后一脸颓丧地站在了川流不息的王府井街头。很快他被警察带走，3小时后放人，他发觉自己居然又能笑了。

　　刘成良不准备回老家过年，对着狭小却收拾整洁的公寓，他说想留在北京不走了：“来北京，就是为了有所作为。”

(南方都市报)